姚洋：宏观经济大盘如何稳

发布时间：2025-07-09 18:41:19 来源：引以为荣网 作者：知识

原标题：【经观讲堂第15期】姚洋：宏观经济大盘如何稳

【经观讲堂】系经济观察报社年度培训项目，姚洋邀请来自经济、宏观何稳传媒、经济科学、大盘文化、姚洋法律、宏观何稳商业等领域知名人士讲授常识与新知，经济分享经典和创新，大盘是姚洋助力提升经观内容品质和传播影响的开放型课堂。本文根据姚洋教授在【经观讲堂】上的宏观何稳发言整理。

姚洋是经济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大盘南南学院执行院长、姚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宏观何稳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经观做一个简单的经济分享，一个是当前的经济困难和对策，另一个是国际环境的变与不变。

我对国内经济的判断第一次悲观，但是我对国际环境的判断比一般人要乐观一些，总体的判断是，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是一个短期现象，中长期来说，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韧性和潜力。

先看一下短期的情况。大家都知道，短期的经济指标非常不乐观。5月份的数据目前没有出来，4月份的数据比较差，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9%，服务业指数下降6.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11.1%，城市调查失业率是6.1%，超过了前年疫情刚起的时候，这次公布的年轻人的调查失业率更高，18.2%。

另外，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和销售额下降太大了，受制于我们对房地产业的一些认识，我们没有太去讨论这件事，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比其他事情更严重。

去年1-4月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上涨了68.2%，销售面积上涨48.1%，房价是在涨的，这两条线的差距慢慢收窄，全年累计基本上就没有多少差别了。去年还算好，房地产业算是微增，主要的减速是在去年下半年。本来感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房地产业至少可以止跌，但是今年1-4月份跌的深度越来越大，这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国务院5月25日召开的十万人大会，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是前所未有的，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为了短期的经济表现开这么大的一个会，这说明政府部门，我们的决策者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是比较偏悲观的。

国务院提出了六大点三十三小点的刺激方案，这些刺激方案都是必要的，到底能起多大作用，我其实是存有一些疑惑的。因为我们的经济政策主要还是从供给侧着手，我感觉这样的政策目前来看不太容易成功。

对基建投资期望值不宜过高

先来看基建投资。今年下放的地方专项债是3.65万亿，这是一个很大的额度。而且5月25日的会上也说，到四季度就可以动用明年地方债的额度，可以超前再花一点儿钱，如果真能跟国务院的要求对上的话，我估计今年的地方专项债能达到5万亿左右，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额。这些专项债主要是给地方政府做基建投资的，可是这几年地方政府失去了基建投资的积极性。

右边的这张图，2017年基建的增速仍然将近20%，非常高，但是到了2018年、2019年，一下子掉下来，增速不到5%了。去杠杆不仅要去国有企业的杠杆，而且要去地方政府的杠杆，限制地方政府加杠杆。

我们知道，中央给地方政府的专项债额度拿去搞基建投资是不够的，比如，今年中央政府给3.65万亿额度，但是各个省的基建汇总起来是30万亿。当然这30万亿不一定一年都投了，简单说分五年投，一年得（投）6万亿，中央政府让地方政府负的政府债是不够的，地方政府要真想搞基建投资，一定要到市场上筹资，去借商业性债务，中央政府对商业性债务是有限制的，过去一个地方政府官员无论举多少债，当他调走的时候没人管了，去杠杆以来，对地方政府举债要审计，就审你的任期间增加了多少债务。

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把这个债务当一回事了，不愿意多举债。过去两年，中央政府力推让地方政府增加基建投资，但是基建的增速接近零。今年也许会有一点改观，因为中央政府下大力气去推，前一季度效果也还算不错，今年基建也许能回来一点。但是我们不能期待太高，想要回到15%、20%的投资增速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除了去杠杆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更加关注投资项目的质量。一线城市里那种大的工程已经很少了，为什么北京的蓝天越来越多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基建项目少了，污染自然就下来了。

去杠杆再加上项目数量下降，是导致过去这两年地方政府基建投资积极性下降的重要原因，所以我想今年再力推基建投资会有效果，但是期待值不要太高。

货币政策效应下降与经济状态有关

第二来看货币政策。2020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是非常宽松的，央行的资产增加了1.4万亿，央行自己扩表之后还会有一个影子信贷的增加。

基础货币的投放，去年减少得非常多。去年经济形势比较好，所以减少。今年扩表的速度又增加了，一季度扩表了3000多亿，几乎达到了去年的一半，所以央行的力度也增加了。

但是社融的表现并不太好，一季度增加了12万亿，比去年同期多了1.77万亿，低于预期，但仍然正增长，可是到了4月份，社融几乎腰斩，货币政策效应也在下降。

为什么货币政策效应会下降呢？我觉得和我们目前所处的经济下行状态有关。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基本进入了一个衰退期，叫经济下行压力很大。无论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供给远远大于需求，需求不足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在缺少需求的情况下，你让企业去贷款，它是不太愿意贷的。2009年搞4万亿刺激的时候，实际上犯过一个错误，大概是2010年、2011年的时候，温州出现了一个小的金融危机，就是企业纷纷跑路，甚至有些企业家跳楼自杀。原因和现在差不多，那个时候也是怕经济下行压力太大，鼓励企业去贷款，银行上门给你贷款，当时企业家觉得政府让我贷就贷吧，但实际上产品卖不出去，纯属乱投，结果就亏掉了。今天我们的企业越来越理性，不会乱贷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微观方面，大家信心不足，需求不足。

还有一种想法，想鼓励企业去贷款，来保就业、保市场主体。我觉得这种想法也不现实，因为我们不能期待一个小企业主自己负债去给工人发工资，而工人又没事儿干。即使他能坚持一个月，也没法坚持坚持三个月，因为需求低于供给，就产生了像日本的情况，所谓的推绳子效应，绳子是没办法推动的。

减税和就业措施会起到什么效果呢？减税对那些还在生产的企业效果比较大，特别是对还有业务的中小企业。2.5万亿相当于去年全部经常性财政收入的12.5%，去年是20万亿的财政收入，减税力度非常非常大。但是对那些没有业务量的企业来说，减税减不到他们头上去。

再一个方面，我觉得让地方政府协调房租减免恐怕效果会更大一些，这些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的中小企业是就业的主力，但是房租就可以把它给拖死。啥活儿也没有，但是房租得照交。5月25日的会上是要求国有企业房子出租了要减免三个月的房租，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好多地产都是国有企业持有的。但是也有一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持有的，地方政府能不能做一些事情，让租户和房主协调起来先减免一些房租，效果恐怕会比减税更大。

就业情况还是与预期有关

今年就业压力本来不会太大，哪怕大学毕业生要超千万，新增1100万的工作岗位，但实际上难度不是很大，主要原因是今年是一个退休高峰，因为1962年是出生高峰，那年出生了240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会释放出来一些就业岗位。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预期在变差，特别是一些大厂在裁员，中央政府最近这两天密集出台了一些政策，不是直接关于就业的，而是对互联网企业监管回归常态，还是要鼓励数字经济大发展，通过这些实打实的措施能够稳定大厂的预期，如果他们招人又回来了，我觉得对其他企业会有指标性的影响。

房地产政策要松绑

第四方面是房地产政策松绑。2020年和2021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复苏里很大一块，我估计大概1/3来自于房地产的复苏。

房地产对GDP的贡献是多少呢？任泽平团队有一个估算是17.2%，直接贡献是7.3%，间接贡献9.9%。我们一般估计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在15%-20%的区间，所以房地产和出口是同等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2020年和2021年经济的复苏主要就是靠房地产和出口。按照房地产贡献17.2%来算，今年房地产业下降了30%，得靠别的方面的增长把这个坑填平了才有正增长。

房地产的产业链条是极其长的，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最长的一个产业。房地产业一开工，土地要变现，要建房子，建筑业起来了，建筑材料跟着起来，房子卖了，要装修，装修材料又起来了，装修完了要买家具，家具又起来了，得买电器，电器又起来了。

我们说房子是用来住的，这没错，但是把房地产污名化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买三套房子也是一种消费，我们最终的目标不是要提高老百姓的福利水平吗？难道我们只要看GDP那些数字吗？我们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老百姓的福利上面，所以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低估了。

房地产业为什么在去年下半年以来急剧下降，到了今年是断崖式的下降，跟三条红线有关系。2020年开始的三条红线，是剔除预售款后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这条听起来好像有道理，说你不能再搞预售款了，国外就不允许预售款，预售款是不能算入你的资产的。也许这是对的吧，因为房子还没建成，你不能搞庞氏骗局，房子没建好老百姓的钱给收了，这当然是不好的。但是这几十年来，中国的房地产公司都是这么干的，以前我们都是睁只眼闭只眼不管它，这次说搞一条红线一刀切下去，这些房地产企业很多都是不达标的。

第二条是说净资产负债率不超过100%，我觉得这条问题不大，应该这么做。

第三条我就很不理解，现金短债比不小于1，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手里头掌握的现金要比我借的短债还要多才行。我手里面有这么多现金还借什么短债？现金都是要周转的，对不对？我干嘛要持有那么多现金呢？或者说我持有那么多现金干嘛还去借债呢？这不符合经济学的逻辑。我虽然不是做金融研究的，但这是最起码的经济学的逻辑，我们的监管部门能把它写成一条红线，而且根据这三条红线把房地产企业分为红橙黄绿四档，红档就别想再新增贷款了，绿档也只能新增15%。

这就造成很多企业滚不动了，我看了一下，主要的房地产公司，第一条就卡死了将近一半，为什么呢？预售款占资产的额度是非常高的，把预售款从资产里剔除掉了当然就不达标了。这个不达标造成很多企业资金周转不过来了，就亮红灯了，这还没完，它对老百姓的需求会产生影响，几家大的房地产企业已经不行了，老百姓紧张了，不敢买房子了，交了首付买了房子了，这个企业有可能破产了，房子有可能烂尾。我觉得这个影响是很大的，能解释今年以来，老百姓买房意愿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了，另一个原因就是疫情。但是我觉得疫情的影响不应该这么大，疫情两年多了，2020年、2021年也有疫情，老百姓买房子的热情并没有大受影响，我觉得重要的还是老百姓怕房地产公司突然倒闭跑路了。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来要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的良性循环。但是这三条红线不改，我估计房地产业要复苏难度非常大。我看了一下5月份以来好像是止跌了，这是一个好事，但是能不能从坑里爬出来，或者爬出来的速度有多快，这个影响非常大。

这样想下来，第二季度能够保持正增长已经相当不错了。我看有些机构的预测是负的2%，如果是负的2%，上半年的增长速度就只有1%多，当然也有机构预测可能能够微弱地正增长。即使是微弱正增长，上半年的增长速度也就是2.2%左右，全年要实现5.5%的目标就意味着下半年的增速要达到8.5%以上，这几乎没有可能性，所以今年实现5.5%的增长速度可能性已经非常低了。世界银行给我们预测是4.4%，我觉得这样的增长速度已经非常不错了。

自主性消费有促进空间

从6月份开始，我们重点要放在消费上，消费仍然是最大的挑战。消费增长速度，从去年年初以来一路下滑到了去年年底，同比几乎没增长。今年1月份回来一些，但是疫情以来又变成负增长。

消费下降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房地产业的收缩，另一个是疫情反复。

现在政策制定有一个误区，就是重生产轻消费。经济是个闭环，生产产生收入，收入变成支出，支出有两项，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支出反过来又等于生产。现在我们国家生产产能是过剩的，也就是说，瓶颈不是在生产面，是在支出面。我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更多的政策是投入了投资面，我刚刚说了，对基建投资不要抱太高的期望，企业的投资要看预期，预期不好就不会投资，所以等于又回到生产面去了。

怎么办呢？你要想启动基建就只能看消费，有人说消费不也一样吗？消费取决于收入，收入不提高的话消费不能提高，收入又取决于生产，所以又回到生产面去了。

我觉得这只说对了一步，因为消费可以有两部分，一个是内生性的消费，这取决于收入。还有一部分是不取决于收入的自主性消费，这部分是政府可以做的事情。

这是我近一两年一直在倡议的，就是给民众发点儿现金，可以发放数字货币，这个容易控制，刚好现在各地疫情稳定下来，大家要回补到消费去，这时候发一些现金支持大家消费，恰逢其时。

发现金比发消费券要好，因为消费券是指定用途，我们2020年是做过，但是效果并不是太好。

另一个，要建立长效的防疫措施，我们现在实施社会面清零代价太大，应该加两个字“活动”，社会活动面清零，就是你参加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不应该有感染，一旦有感染就回家自我隔离或者到方舱里去隔离。这样在不让经济停顿的情况下搞防疫，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周边一些国家或地区也做出来了一个示范，我们借鉴他们的做法是可以做到的，在这个基础上取消国内的旅行限制，推广即时的核酸检测。

比如现在上海回到正常状态了，但其他地方还不接受上海人去，这就有问题了，要拖多长时间呢？不知道，但是这对全国的经济影响非常大。北京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都不敢出北京，出了北京有可能给你拉去隔离。上海和北京是中国的两个经济重心，这两个地方转不起来整个经济都转不起来。

最后我们还要适度开放国际旅行，全世界都基本解封了，中国不能成为一个防疫的孤岛，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得尽快地制定一个长效的防疫策略。

这是国内的形势。

脱钩中国的经济逻辑不成立

国际方面，我想告诉大家，第一，脱钩是有限的。西方的一些政客喊叫说，要跟中国脱钩，但是企业是追逐利润的，经济的逻辑最终会战胜政治的逻辑。我是坚信这一点的，因为经济逻辑不成立的话，这个国家就会发现它是螺旋式往下走，这时候政治上再想坚持难度非常大。

我们看到中美的贸易今年一季度仍然在增长。尽管中国变成了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国，其实跟加拿大是忽高忽低，今年加拿大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明年又变成中国，所以所谓的跟中国脱钩至少在贸易领域是没有做到的。

技术脱钩，美国是想做，但是难度非常大。控制技术转让，其实过去也控制，但是对我们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实体清单影响多大呢？我们和西安光机所智库在联合做研究，现在看来影响并不是那么大，个别企业大，例如华为，但是要想可能有替代，还要看局部和整体，比如芯片问题，高精的芯片受到了影响，其实也没有完全受到影响，小米就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对全国来说，影响并不大，为什么呢？你用不着高精尖的芯片，14纳米以下的，除了现在手机用得多，其他地方其实用得很少，40纳米以上的芯片占到了全部芯片利用的80%以上。

还有实体清单，企业会自我保护，我们调查发现好多企业都做好准备了，所以不要夸大这件事情，这就是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你说多了它就变成真的了。

欧洲政客也嚷嚷要跟中国脱钩，但事实上欧洲对中国的依赖是在加强的，而不是在下降的。这次俄乌冲突，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比如从欧洲的角度来说，要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还要减排，有什么选择呢？可再生能源。而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基本上2/3掌握在中国人手里，所以欧洲从中国进口的光伏组件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1.45倍，因为中国在光伏产业方面有绝对的优势。

今年一季度中国利用外资同比还增长了，德国和美国企业增长得最多，所以我想经济逻辑还是在起作用的。

现在大家谈得多的是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有人说世界工厂要被越南给抢走了等等，这都是不过脑子的胡说八道。

越南的出口额还是中国的零头，中国去年出口了3.3万亿美元，越南是3000多亿美元，今年有人预期越南出口会达到7000亿美元，我们可能要出口3.7万亿~3.8万亿，仍然是我们的零头。他哪怕出口了1万亿，也只是中国的1/3，想替代中国是不可能的。

即使有朝一日替代了中国，也没关系，因为我给大家看这张图，过去只有商品这一块，亚洲的较发达经济体给中国提供中间产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生产的消费品销售给欧美及其他市场。

过去这十来多年，中国把部分产能转移给了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东盟这些国家，然后东盟这些国家生产初级消费品，服装鞋帽，把产品卖回给中国。

中国干什么呢？中国出口初级的中间产品给他们，产业升级了，这多好啊，中国不可能永远都在低端。现在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我觉得美国印太经济框架不会有大的影响，它只见政治不见经济，因为美国人给不了东南亚这些国家多少东西。拜登把大家找去说你们看看美国还有什么东西转移给你们，不转移给中国了，他有什么东西转移？转移不了。

日本人调查，中国已经取代了日本，成为东南亚国家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东南亚国家不可能无缘无故在政治上得罪中国，没这个必要。而且东南亚国家跟美国没有文化上的亲近关系，所以我觉得根本不用担心。

中国的制造业非常强大，大家看iphone，十年前在中国贡献的增加值只有3.6%，到了2020年已经超过1/4了，我们跟韩国差不多一样多，这就是中国产业升级。

中美进入良性竞争仍然是大概率事件，如果有所谓的后全球化时代的话，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能不能在全球的新格局下面建立起一套包容不同政治制度的国际新秩序，这是我们要去争取的，这样的前景还是存在的，就是去力争和美国进行一场基于规则的竞争，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实力了。

问答环节

问：最近有人分析房地产当前局面主要是房企长期高周转、高负债“作”出来的，现在被三道红线政策一吓，脑梗了。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针对现在房地产的局面，各地也在不断出台放松的调控政策，目前看，这些政策似乎没起到太大作用，您认为什么样的政策有可能让楼市回到正常运行状态？

姚洋：我同意你说这个分析的下半部分，三道红线让我们的房地产企业发生了脑梗。

但是前面的分析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房地产业对中国货币化进程贡献最大，你只要搞房地产就创造信用，特别是要搞土地开发。因为土地原先是不值钱的，房地产公司把土地一买下来，它就撬动了一大块的信用，信用就得扩张。宏观经济学里有一个金融加速器的理论，是说房地产价格上升有一个金融加速，因为房地产是可以拿来抵押的。只要持续地搞房地产开发，就会产生一个金融加速的作用，因为在不断地制造资产，所以我不同意他前一部分。

这也是我们对房地产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觉得房地产就是靠负债。他不负债怎么活呢？谁有那么多的自有资产。就像我们第三条红线说的，手里头必须要有足够的现金才能（短期）贷款，我要有那么多现金还贷什么款呢？

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三条红线要反思，哪怕要做，也别一下子做下去。我们是说给三年时间，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划了四档，没有给人家缓和的时间。就像我们2018年搞去杠杆一样，给你三年时间慢慢转型，实际上根本就不给时间，就开始动刀子了。

好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搞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开始在别的地方找原因，修修补补。这能搞成吗？为什么不是正本清源，回到政策本身？这个政策本身可能就是错的。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你想一想，如果这个企业不在绿档里头，你敢买他的房子吗？绝对不敢，哪怕它在绿档里，你也得想一想它能不能活，哪一天就变成什么黄档或者橙档。老百姓预期就不对了。

问：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越南，整个东南亚，包括印度，甚至包括孟加拉这些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基本上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他们有足够多的人口，人口也更年轻，劳动力也更便宜，语言可能跟西方国家更接近。

姚洋：我先说一个简单的结论，没有这个可能性。你看印度2010年-2020年制造业占世界的份额是下降的，从2.7%下降到2.5%，还不如美国，美国还略有上升。中国增长了多少呢？11个点，好像去年又增长了，已经占到30%了。将来有没有一个国家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30年之内不可能发生这件事情，可能低端的给分散下去，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持续地升级。为什么呢？因为最终的竞争是在人力资本，还有积累下来的人力资本。准备最好的就是印度，它有这种潜力，但没看到这种潜力发挥出来。

国外的企业会不会大规模离开中国？不会。不要被短期现象迷惑，现在社会上流传的话，2020年我们疫情初期的时候，呼声更高，当时我就说不可能，因为它违背经济逻辑。

问：我跟一些民营企业家交流的时候，感觉到他们身上的观望态度。在您接触的企业家群体里，这算不算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呢？

姚洋：这个的确是，因为政策老翻烧饼，从2015年以来，已经7年的时间了，犯过的错误重复在犯，这对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特别是对房地产的这一轮整顿下来，好多企业家受到了影响。但是我们这里讲的是基本面，中国经济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我一直以来是这个观点。

问：现在我们也听到一些说法，可能会有一轮全球大的经济危机，类似1929年或1973年那种。其中有一个说法是每次产业革命的时候都会有几次大危机爆发，我想请教一下，从未来三年的尺度来看，会不会发生一次全球性的大危机？

姚洋：我觉得全球性的大危机如果要发生，也一定来自于美国，而且的的确确这个危机的风险是在增加，增加的原因就是美联储，还有美国财政部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无节制地发货币举债造成的。尽管美联储有所谓的货币独立性，但事实上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配合，自打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就非常好，实际上已经是债务货币化了。我们有句俗话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美国要还，这种虚高的资产，还有虚高的消费，最后要有一个回调。在美国那种经济系统下，回调的方法就是一次危机。美国经济一般十年有一个轮回，大家看泡沫破裂，最后美国就开始金融调整，调整完之后又有金融危机，所以很多人判断美国风险是在增加。

但是如果中国能够把握住，反倒会成为一个机会，其实从金融危机到至少2018年的时间里，中国对美国的赶超是突飞猛进。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技术方面的成就都是过去十几年间积累下来的。如果美国又出现危机了，又停滞下来了，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了，现在，我们在好多领域里头都是领先世界的，AI、电动车、新能源，这是推动未来十几二十年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的三个领域，中国都在世界前沿。所以说一千道一万，回过头来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政策不能再像过去六七年这样翻烧饼，一定是小心谨慎的，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问：我们之前经常提的一个词叫“转型升级”，升级是产业升级，转型是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但是我感觉这两年我们提升级比较多，提转型比较少。在消费投资里面，好像天然更倾向于投资。我们似乎更推崇成为一个劳动者，有很高的生产效率投入生产，但是当人去消费去享受的时候就有很多掣肘。可是发达国家基本都只有一个路径，就是当成为发达经济体时消费会很高，服务业占比很高，我们是不是打算趟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重新摸一条走到发达国家的路径，有没有这种倾向性？

姚洋：这个分析到位，指出了我们国家现在一些人巨大的思想误区。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决定的，就是节俭，为子孙后代活着。在这种情况下你当然要搞投资，不能搞消费，你自己都消费了，子孙后代消费就上不去了。第二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烙印。在计划经济时代，服务业都不统计的，工厂里头的才叫生产。我们今天很多的误区都和这个有关系，比如说房地产，我们就觉得它不是生产性的，挤占的是社会资源，根深蒂固的这种想法主导了我们的政策。

这两年我一直在提要给老百姓发钱，不光政府官员不干，好多学者都觉得你这个想法不行。他们有一条反对的理由我听起来很可笑，说你今年给了，老百姓明年再问你要怎么办？这都和偏见有关系，以前我还创造了一个词叫“生产型政府”，中国政府就是生产型政府，非常难纠正过来。但是这么下去，我们的的确确会陷入一种政策的难题，特别是当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像现在，老想去搞投资，老想搞生产面，用力的方向就错了，没有需求，生产怎么可能上来呢？

（本报记者 张雅楠 整理）

相关文章